自2008年以来，香港政府因禽流感风险已实施五次大规模扑杀活禽行动，却始终未采取「一刀切」禁售政策。这一现象背后，是公共卫生安全、传统饮食文化与行业生计间的复杂平衡。
香港的活禽市场承载着独特的饮食文化传统，许多市民仍青睐现宰活禽的新鲜口感。活禽交易也带来持续的禽流感传播风险。每次疫情出现，政府便面临两难抉择：全面禁售可根除风险，但将冲击数十年形成的市场生态；而扑杀感染批次虽能控制疫情，却需反复投入大量资源。
五次扑杀行动显示，香港采取的是「风险管控」而非「风险消除」策略。政府通过加强检疫、分隔活禽与屠宰区域、推行「休市清洁日」等措施，在保留市场的同时提升生物安全等级。这种渐进式改良既回应了公共卫生诉求，也为从业人员留出转型空间。
活禽从业者的生计考量亦是关键因素。全港约有数百个活禽摊位，涉及运输、喂养、屠宰等多个环节。突然禁售可能导致数千人失业，而分层退市、补贴转营等过渡方案需要更长时间推行。
从科学防控角度看，完全禁售活禽确实是阻断禽流感人际传播的最有效手段。但公共政策的制定往往需在理想方案与社会现实间寻找交点。香港的经验表明，疫情防控不能脱离具体的社会文化语境，如何在传统习惯与现代化风险管控之间建立可持续的平衡点，仍是许多亚洲城市共同面临的课题。
